上班第⼀年
上班第一年:Z 世代的职场阵痛与代际鸿沟
对很多年轻人来说,初次与社会接触的 “上班第一年”,都充满了迷茫和困惑。
“年轻人,我不太懂。” 接到采访需求时,在一家创新医药公司任副总的王威,先回了这么一句话。
他所在的公司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,这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,是诸多相关专业年轻人求职的梦想之地。
去年,100 多名应届生通过校招入职该公司,其中不少都来自国内名校。但仅有的几次接触,
却让王威感到格外别扭。
首先是沟通层面的障碍。很多专业领域的常识性内容,王威需要反复解释,对方当面点头称懂,
实际办事却总不 “入格”。若被指出问题,他们常会突然发来长篇邮件,但邮件内容多是倾诉自身情绪,
而非复盘工作问题。可当再被安排同类任务时,依旧会出现相同纰漏。
其次是敬业度的落差。今年 45 岁的王威,出身金融行业,后投身创新医药领域。
在这些瞬息万变的行业深耕多年,他早已习惯为了百倍收益全力以赴。但如今,
他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似乎 “老是想着下班”,缺乏职场打拼的冲劲。
最后则是居高不下的离职率。王威坦言,按以往经验,公司员工三到五年内离职属于常态,
市场营销类岗位年流动率也不足 10%。但截至 2025 年底,前年校招入职的新员工中,
提交过离职申请的已接近四分之一,甚至有不少来自本应相对稳定的研发板块。
王威的困惑并非个例。近年来,随着 Z 世代逐渐步入职场,
诸多行业的企业主和人力主管都在不同场合提及他们 “整顿职场” 的故事,
也由此催生了不少针对这一代年轻人的刻板印象。
而陷入困惑的不只是管理层,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同样困在难以融入与自我怀疑的怪圈中。
11 月的一次职场新人生征稿活动里,他们反复提及 “职场无效社交”“不会和领导相处”“晋升空间不明朗
”“工作生活难区分” 等难题。在社交媒体上,部分年轻人甚至将踏入社会第一年的遭遇,
称作一种 “生长痛”。
为缓解这份痛楚,他们常会在网上向同伴求助,各类 “大厂生存攻略”“体制内工作法则” 也应运而生。
可有时,这类 “攻略” 反而让他们离入职时 “想要做事” 的初心越来越远,最终,
那些深感疲惫与失望的年轻人,只能选择退出职场赛道。
年轻人与当下职场环境间的鸿沟亟待抹平,而 “上班第一年” 正是二者冲突最激烈的阶段 —— 一位互联网
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者表示,这也是新员工离职的高发期。
我接触了近十位各行各业的职场新人,他们的职场第一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:有人已走完适应期与新鲜期,
学着习惯工作的重复与枯燥;有人在庞大的职场体系中难以适应,
突发的业务变动浇灭了工作热情;有人在持续的沟通与等待中,
默默寻找新的职业机会;也有人已进入 “安静离职” 状态,只完成分内工作,同时悄悄规划其他职业方向……
这种职场代际矛盾,既与一代人的成长环境相关,也是职场环境与运行规则变迁的结果。
代际社会学研究者珍・特温格曾提出 “人生减速” 概念。她调研了 1925 年起的五个世代后发现,
人们完成学业的时间越来越长,进入职场和婚姻的节点越来越晚,在下一代教育上的投入也越来越多。
这种 “减速” 在各代际间分布不均,却在 Z 世代身上集中显现,他们步入成人世界的进程被大幅延缓。
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陶建杰也观察到,如今校园里学生的求职周期被不断拉长,
不少研一新生就开始 “卷” 实习、攒简历,为三年后的工作提前铺路。
可这种过度延长的实习期,既无法真正提升职场能力,也没能提供充足的试错空间。
成长于优绩主义价值观下的年轻人们,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都较为有限,
既没精力也没机会思考自己真正适配的工作。他们最初的择业选择,大多受制于 “好工作” 的社会导向,
而 “好工作” 的定义又随时代不断变化:地产黄金期,房企是香饽饽;互联网技术崛起时,
大厂成了香饽饽;当生活不确定性加剧,考公考编又成了新潮流。不变的是,
这些 “好工作” 始终是竞争最激烈的赛道,许多年轻人在仓促与茫然中踏上 “最多人走的路”,
以漫长却无效的实习为代价,投身这场残酷争夺。
即便成功入围,他们也往往会在入职第一年遭遇个体与庞大组织的 “不适症”。
能成为 “好工作” 代名词的机构,通常规模庞大、部门与人事关系复杂,当面临经济下行、
增长饱和与新技术冲击时,新人能清晰感受到组织结构的冗余、系统震荡带来的无力,
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无意义感。
不过,职场中的失望与挫败,也倒逼年轻人开始正视工作的意义。
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李育辉深耕代际工作伦理变迁研究 15 年,她通过企业调研发现,
Z 世代与职场的矛盾本质是工作价值观的差异。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、
大学阶段又经历新冠疫情的 Z 世代,其 “职场价值导向已发生大幅转变”。
在经历过种种不确定性冲击和无意义 “内卷” 消耗后,比起信奉 “努力就有回报”,
他们更向往 “普通但不平凡” 的职场生活。
何为 “普通但不平凡”?采访中几位年轻人都提到了自己职场第一年的高光瞬间:或许是接触到从未涉足的领域
,或许是首次在 “内测” 中跑出亮眼数据,或许是终于得到直属上司的肯定、明确了晋升方向。更重要的是,
在这些微小的 “破局” 时刻后,他们能感受到与周遭环境的连接与共鸣。
一位职场研究专家曾描绘过能点燃年轻人热情的场景:“当我完成了一件小事,
这件事却让整个团队业绩有所增长,大家相视一笑的瞬间,意义不在于‘增长’,而在于那一刻的‘会心一笑’。
”
对很多年轻人来说,初次与社会接触的 “上班第一年”,都充满了迷茫和困惑。
“年轻人,我不太懂。” 接到采访需求时,在一家创新医药公司任副总的王威,先回了这么一句话。
他所在的公司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,这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,是诸多相关专业年轻人求职的梦想之地。
去年,100 多名应届生通过校招入职该公司,其中不少都来自国内名校。但仅有的几次接触,
却让王威感到格外别扭。
首先是沟通层面的障碍。很多专业领域的常识性内容,王威需要反复解释,对方当面点头称懂,
实际办事却总不 “入格”。若被指出问题,他们常会突然发来长篇邮件,但邮件内容多是倾诉自身情绪,
而非复盘工作问题。可当再被安排同类任务时,依旧会出现相同纰漏。
其次是敬业度的落差。今年 45 岁的王威,出身金融行业,后投身创新医药领域。
在这些瞬息万变的行业深耕多年,他早已习惯为了百倍收益全力以赴。但如今,
他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似乎 “老是想着下班”,缺乏职场打拼的冲劲。
最后则是居高不下的离职率。王威坦言,按以往经验,公司员工三到五年内离职属于常态,
市场营销类岗位年流动率也不足 10%。但截至 2025 年底,前年校招入职的新员工中,
提交过离职申请的已接近四分之一,甚至有不少来自本应相对稳定的研发板块。
王威的困惑并非个例。近年来,随着 Z 世代逐渐步入职场,
诸多行业的企业主和人力主管都在不同场合提及他们 “整顿职场” 的故事,
也由此催生了不少针对这一代年轻人的刻板印象。
而陷入困惑的不只是管理层,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同样困在难以融入与自我怀疑的怪圈中。
11 月的一次职场新人生征稿活动里,他们反复提及 “职场无效社交”“不会和领导相处”“晋升空间不明朗
”“工作生活难区分” 等难题。在社交媒体上,部分年轻人甚至将踏入社会第一年的遭遇,
称作一种 “生长痛”。
为缓解这份痛楚,他们常会在网上向同伴求助,各类 “大厂生存攻略”“体制内工作法则” 也应运而生。
可有时,这类 “攻略” 反而让他们离入职时 “想要做事” 的初心越来越远,最终,
那些深感疲惫与失望的年轻人,只能选择退出职场赛道。
年轻人与当下职场环境间的鸿沟亟待抹平,而 “上班第一年” 正是二者冲突最激烈的阶段 —— 一位互联网
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者表示,这也是新员工离职的高发期。
我接触了近十位各行各业的职场新人,他们的职场第一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:有人已走完适应期与新鲜期,
学着习惯工作的重复与枯燥;有人在庞大的职场体系中难以适应,
突发的业务变动浇灭了工作热情;有人在持续的沟通与等待中,
默默寻找新的职业机会;也有人已进入 “安静离职” 状态,只完成分内工作,同时悄悄规划其他职业方向……
这种职场代际矛盾,既与一代人的成长环境相关,也是职场环境与运行规则变迁的结果。
代际社会学研究者珍・特温格曾提出 “人生减速” 概念。她调研了 1925 年起的五个世代后发现,
人们完成学业的时间越来越长,进入职场和婚姻的节点越来越晚,在下一代教育上的投入也越来越多。
这种 “减速” 在各代际间分布不均,却在 Z 世代身上集中显现,他们步入成人世界的进程被大幅延缓。
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陶建杰也观察到,如今校园里学生的求职周期被不断拉长,
不少研一新生就开始 “卷” 实习、攒简历,为三年后的工作提前铺路。
可这种过度延长的实习期,既无法真正提升职场能力,也没能提供充足的试错空间。
成长于优绩主义价值观下的年轻人们,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都较为有限,
既没精力也没机会思考自己真正适配的工作。他们最初的择业选择,大多受制于 “好工作” 的社会导向,
而 “好工作” 的定义又随时代不断变化:地产黄金期,房企是香饽饽;互联网技术崛起时,
大厂成了香饽饽;当生活不确定性加剧,考公考编又成了新潮流。不变的是,
这些 “好工作” 始终是竞争最激烈的赛道,许多年轻人在仓促与茫然中踏上 “最多人走的路”,
以漫长却无效的实习为代价,投身这场残酷争夺。
即便成功入围,他们也往往会在入职第一年遭遇个体与庞大组织的 “不适症”。
能成为 “好工作” 代名词的机构,通常规模庞大、部门与人事关系复杂,当面临经济下行、
增长饱和与新技术冲击时,新人能清晰感受到组织结构的冗余、系统震荡带来的无力,
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无意义感。
不过,职场中的失望与挫败,也倒逼年轻人开始正视工作的意义。
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李育辉深耕代际工作伦理变迁研究 15 年,她通过企业调研发现,
Z 世代与职场的矛盾本质是工作价值观的差异。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、
大学阶段又经历新冠疫情的 Z 世代,其 “职场价值导向已发生大幅转变”。
在经历过种种不确定性冲击和无意义 “内卷” 消耗后,比起信奉 “努力就有回报”,
他们更向往 “普通但不平凡” 的职场生活。
何为 “普通但不平凡”?采访中几位年轻人都提到了自己职场第一年的高光瞬间:或许是接触到从未涉足的领域
,或许是首次在 “内测” 中跑出亮眼数据,或许是终于得到直属上司的肯定、明确了晋升方向。更重要的是,
在这些微小的 “破局” 时刻后,他们能感受到与周遭环境的连接与共鸣。
一位职场研究专家曾描绘过能点燃年轻人热情的场景:“当我完成了一件小事,
这件事却让整个团队业绩有所增长,大家相视一笑的瞬间,意义不在于‘增长’,而在于那一刻的‘会心一笑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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